红是九六级的学生,他刚进校,我就指任他当了副班长。
其实,五十多人的班并不需要太多的班长,更何况红不善言辞,又拘谨。但看着学生之间因为城市和农村的身份变得更加冲突对立时,我想我得帮助他们学会互相尊重,友好相处。
红对班务的兴趣不浓,但经过几次班干部培训之后,他也能把自己负责的那一块做好。那时,我经常邀农村学生小聚,希望能给他们些许的快乐。但那些学生来过几次之后,和我还是很陌生,只有作为副班长的红,喜欢到我的寝室串门。
我的寝室正好在一楼男生寝室的旁边,他每天经过时,侧头一看我在,招呼一声就走了进来,站在书架前翻书。
我的书不多,除了一些打折的旧书——全是些没有名气的作家的文集,就是中文系的各种教材和作品选。在纸书为获取知识唯一渠道的年代,几个渴求新知的学生借读了我大学时期的全部教材和作品选,而红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也许是太想看书了,他几乎无视我的生活,常常在午休或晚饭时间到我的书架淘宝。遇到感兴趣的,就蹲着翻翻,或是坐在就近的小凳上聚精会神地看。
等我搬到三楼的时候,红还是经常登门,唐突拜访,不说不笑,一呆就是大半天。虽有诸多不便,我却不忍伤他自尊,只是小心地呵护和迁就了他看书的热情。先生很不习惯,总在我面前唠叨:“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呢?”慢慢地,在我家进出久了,他开始看《世说新语》之类的文言和《君王论》一类的政治哲学书,偶尔和先生也能搭上几句话。周末做好吃的,先生也会留他。他每次都爽快地答应,好象本来就是我家的一份子。
高一下学期,红办了张市图书馆的借阅卡。一到周末,在别的学生无所事事的时候,他揣着笔记本就往图书馆跑,一直坚持到高三。他像饥渴的孩子,贪婪地读着课外书,对于课本上的东西,则浅尝辄止。我无力劝说他改邪归正,只能暗自为他的未来担心。
96年的高考,他落榜了。这是我预料中的事,他的天资并不聪明,虽踏实好学,但学得死板,终难变成分数。他准备复读,来我家问该怎么着手。我说:“将全部精力用于题海战术,考上大学,就可以换来四年的自由阅读。”
也许是我对大学书海的描绘吸引了他,补习那一年,红几乎不来我家,哪怕是看足球比赛。四月,先生出门在外,我一个人常摇着大肚皮在校园里闲走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——农村学生返校的时间,红提着几条鱼到我家,满脸羞涩地说:“这是我钓的!”
我把鱼倒进盆子。几条泥色的鲫鱼大小不一,一看就知道它们是在河沟里长大。我满含感激,想象他在校园里看到我步履蹒跚时的担心以及苦守垂钓时的快乐,我觉得红像一个成熟顾家的男人,带给我孩子般的惊喜。
红还送过我水仙花。我喜欢养花,但玫瑰花、栀子花和茉莉花太娇气,养不了多久便衰败不堪,而后芳魂远去。几个空置的瓦盆放在简陋的阳台上,十分刺眼。大概红也看不下去了,才想到从远远的乡下带来水仙,帮我种在瓦盆里。
后来虽然又搬家两次,但那盆水仙至今还活在我家的阳台上。她韭菜似的叶子昂首屹立,或披覆如羽。夏夜,她的花茎总是悄悄地抽出来;早晨,当我和孩子去看花时,那些花苞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了小喇叭。这很像红的做派:静静地,默默地,突然之间就绽放出热情。
红终于考上了大学——鞍山钢铁学院。临行前,他来问我,想听我的建议。我把自己曾经的遗憾告诉他: “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图书馆,广泛涉猎,潜心学习。”
大学四年,在上学或回家的途中,他偶来我家小坐,依然言语不多。看我忙碌,有时也会搭手。毕业的时候,红把几麻袋书寄到了我家暂存。看到他那一尺多高的读书笔记本,在惊叹和欣慰之余,我才知道自己昔日的呵护和迁就为他播下了一颗什么样的种子。
2001年7月,红到重钢做技工,不久就被提拔当了管理。一年之后,他成为这个企业团支部里的重要成员。当他在电话里和我说起这些近况时,我不知道木纳的他是怎样赢得了工友的尊重和信任。谈到未来,他说:“我准备开一个小店,把自学的那些经济管理知识用于创业实践。”
我欣然无语。为师十余年,红是我见过的最好学最执著的学生。如果有一天他大有所成,我一点都不惊讶。
麦田文学馆
2012年7月1日